可能很多人觉得今天这里下雨，那里有地震，这里有旱灾，那里有水灾，世界（很喧嚣）……特别是今天美国有特朗普做总统，英国又要脱欧，安倍是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任期最长的日本首相，而且他现在的民意支持度那么高。

但是我现在强调的是过度垄断，能够放开的竞争因素没有让它得到应有的空间。这些年都特别在地方政府层面大家注重了产业引导基金，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可以通过政府出一些钱的母基金，带动一群吸引民间资本进来的子基金，大家一起形成放大效应、乘数效应，而且又很好的权责利结合的约束机制防范风险，来支持特定的支持对象。

如果他和这个淘宝概念无关，他就是在边远农村在纯农业的种植领域里想要开始他的创业创新步伐的，他更是无法提供任何数据库里他的金融痕迹。第二，深加工能不能做得更好，提升附加值，这个价值链让它延长，附加值提升起来，我们过去已经有了荔枝的酒，荔枝的醋，还有荔枝干，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可做。我们这么多的三农相关的创业、创新的发展和创业创新相关这么多草根层面的融资诉求，有这么多小型的科技创新型的企业，他们要在得到融资支持这方面这些年一直是难上加难，虽然有关部门多次表态要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我来的路上看到一个材料，在非洲尼罗河流域，前些年小龙虾不知道从哪儿来了，泛滥成灾，当地人称为水中蟑螂，非常厌恶。几年以前，我注意到南方周末，这是一个曾经办的非常吸引人的这样一个咱们的报纸，有一段时间沉寂了一些，最近一段时间我感觉它又在恢复。

但是它这个局部的经验教训合在一起却足以使我们警惕在金融发挥它应的特殊的重要作用的过程之中我们始终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从这个观点来说我们别无选择，中国的金融制度的创新必须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这种机构，这种产品它更多样化以后最关键要落在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可以无缝对接的全谱系式的来对应现实生活中间的多样化需要，包括我们农村区域乡村振兴我们草根层面创业创新所应该能够得到的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在这个供给体系里都应该有。2018年10月11日，中国财政部又在香港发行30亿美元无评级主权债券，在中国经济周期运行处于谷底而美国经济周期正处于峰顶、中美史诗级贸易战、跨国公司海外资金因美国加息和2017年末税改而大规模回流美国等不利环境下，获得逾130亿美元认购，利率与苹果公司、微软等富可敌国的最高信用跨国公司一样低廉，仅略高于同期美国国债。

1909年1月，福建布政使尚其亨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款，月息0.9%，折合年息10.8%，是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一书记录的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借入外债中年利率最高者，期限1年。如2017年10月中国财政部时隔13年后首次在香港发行20亿美元无评级主权债券，获得超10倍认购。在一个有敢于冒险风气的大国金融中心，数以百计银行家（子钱家）除一人外竟然无人愿意贷款，都不相信西汉中央政府一定能够击败叛乱，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暴露当时民心动摇到了什么程度、西汉国家已经何其濒临国家解体边缘。本文以吴楚七国之乱时无盐氏借款及其利率衡量文景之治时期的国家解体风险，纵横比较分析了无盐氏借款与直至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市场利率、19世纪外国主权债务利率，发现当时金融市场普遍预期并不看好汉王朝闯过这一考验而幸存的能力，足见当时伪统一风险之巨大。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打击、消灭高利贷，以此改善民生、争取民众，并推动资本积累转向实体经济部门，为未来启动中国工业化创造条件，为此规定的民间私人借贷利率上限起初为年息20%，后来压低至15%，付息总额上限为100%。钱穆《秦汉史》记载汉初子钱家贷放金钱，贪贾三取一，廉贾五取一。

《中国金融史》编写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按照《管子·轻重丁》中的说法，当时高利贷借贷利率从二分、五分到倍贷不等，即年利率20%、50%至100%。西汉时期，根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即当时经营利润率通常为20%，低于这一水平被视为不合算。北宋时期，向地主借债的佃农属于金融市场上最弱势群体，要遭受地主的超经济强制，按照宋仁宗年间欧阳修《原弊》所述，这类地主对佃农的高利贷利率可达两到三倍，息不两倍则三倍。

著名酷吏宁成因受重刑而自以为仕途断绝，投身商海，就是通过贳贷购买千余顷田地开展商业化经营，役使劳力多达数千家，以此发家，致产数千金（《史记·酷吏列传》）。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苏轼《晁错论》）——晁错正是看到了文景之治繁荣昌盛、治平无事表象下潜藏的不测之忧，特别是诸侯坐大对汉王朝江山一统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颠覆性威胁，方才不顾触动诸侯利益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杀身之祸，不顾其父亲都意识得到的主持削藩必然导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的风险，不顾其父亲甚至因吾不忍见祸及吾身而不惜服毒自尽的惨剧，也要力推削藩，消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的颠覆性风险，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由此判断，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伪统一风险，文景之治完全有可能如同后世西晋、北宋那样以八王之乱、靖康之耻而告终，也就不可能作为盛世标杆而载入史册了。《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二卷《兵略》，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哥伦比亚重新被西班牙征服，那么英国就绝不会袖手旁观，因为这意味着将使英国失去它最近借给哥伦比亚的200万英镑。在汉武帝时期，汉廷一方面继续镇压诸侯叛乱图谋，另一方面通过推恩令等新制度，同时加大力度实施文景之治期间制定的左官、附益、阿党、酎金律等法令，大幅度削减了诸侯数量，压缩了诸侯封地，剥夺了诸侯干预地方政务的权力，加强了对诸侯的监察，在全社会彻底改变了跟从诸侯出仕的声望和风险预期，方才彻底改变了汉初直至文景之治的伪统一局面，消除了西汉国家解体的体制隐患，从疆域和制度上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基本框架，由此决定了汉王朝不仅内部整合、国祚长久、人口与文明发展水平大大超越同时代的孔雀/贵霜、波斯/安息两大帝国，而且组织能力、统一程度胜过罗马帝国，进而决定了此后近两千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和平繁荣遥遥领先于其它地区的基础。

而在无盐氏借款中，作为信用等级最高的借款人，西汉政府、或其担保的地方政府支付利率相当于北宋遭受超经济强制的佃农被迫承担利率的三至五倍。而在2019年5月美国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加以严酷制裁封锁的情况下，假如华为公司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以低利率成功发行10亿美元左右公司债券，也能充分显示全球市场对华为的信心，从而形成对华为公司的无形支持。

1906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日本借入湖北善后总局借款，年利率7%，期限5年。在当时汉朝54郡中，诸侯控制的封地多达39郡，占比高达72%。最后，与诸君分享我喜欢的苏轼《晁错论》佳句：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借款利率的222倍。当时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极端脆弱，他们向英、法等欧洲霸权国家借款带有浓厚的缴纳保护费色彩，因此利率往往是西欧国家主权债的两倍以上，但无盐氏借款利率仍然可达这些拉美国家刚独立时借款利率的100倍以上。梅新育：《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

按照汉文帝时晁错的分析，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他们借用的高利贷可以达到倍称之息，即年利率100%，往往因此被逼上卖田宅鬻子孙以还债的绝境。张宝宇、周子勤、吕银春：《拉丁美洲外债简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1901年12月，闽浙总督许应骙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款，年息6.5%，期限15年。四、西汉无盐氏借款利率远超清末战争洋债利率 进一步与公认积贫积弱、备受屈辱的清末相比，可以看到，清政府那时的战争借款洋债利率也通常远远低于无盐氏借款利率： 咸丰同治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为镇压太平军等反清武装，清政府先后借用过多笔外债，1861—1865年间有记录可查者有13笔。

拉丁美洲国家新近独立，能否保持独立很成问题。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

1905年，闽浙总督、船政大臣兼管闽海关税务崇善向汇丰银行借款，年息7%，期限3年。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2000年。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分别是这五笔借款利率的143倍和167倍。实际上，用金融市场利率来衡量信心、管理市场预期，这种分析方法和管理手法也适用于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关注的华为首次境内发债。

2018年末修订完成的第三稿投给《中国金融》，由于杂志篇幅版面限制，4月份出版的《中国金融》2019年第7期刊发了两页、约3000字的压缩版本。哈安全：《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借款利率的154倍。对此，我在《华为发债首要目的是管理预期》一文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文章链接：梅新育：华为发债首要目的是管理预期）

如周穆王时的舀鼎铭文记载的一起抢禾纠纷，东宫裁决抢劫方匡季赔偿受害人舀的利息就是一倍。由于当时诸侯掌握的资源总量明显超越汉朝中央政府，综合实力强劲，西汉社会普遍认为叛乱诸侯将会获胜，西汉国家将要解体。

1901年，盛京将军增祺在俄国占领军胁迫下借入俄债，年息八厘（8%），期限1年。因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上述判断通常能够代表社会公众的普遍看法。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

《史记·游侠列传》有云：鲁人皆以儒教，但鲁地巨商曹邴氏以冶铁起家后转向兼营工商实业和信贷，贳贷行贾遍郡国，竟然以其示范效应改变了邹、鲁这个文化教育之乡士人的风气，使得许多士人放弃学术道路，转而经商。对此，我在《华为发债首要目的是管理预期》一文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文章链接：梅新育：华为发债首要目的是管理预期）。

作为中国步入大一统王朝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文景之治的和平繁荣景象下潜藏着一系列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风险，其中最大风险之一便是未统一与伪统一并存，即汉朝初期并未统一原秦朝全部领土，名义上的汉朝领土又大部分掌握在诸侯手里，游离于汉朝中央政府有效控制之外。新独立拉美国家政府普遍大幅度取消殖民政府征收的税种，却无法有效征收保留的税种。

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就广东农民运动通过决议，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年利率20%）。按照《管子·轻重丁》中的说法，当时高利贷借贷利率从二分、五分到倍贷不等，即年利率20%、50%至100%。